□何 龙

　　广州市政府前日发布了《广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(2014-2020年)》，将食品药品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金融等10个领域列为广州诚信建设的重点工程。将来，医生收受贿赂、过度医疗、政府承诺没兑现、公务员违法违纪、公民个人骗保等失信行为都要列入信用记录。

　　所谓“信用”，一般是指人与人、人与机构、机构与机构之间相互信任的品质，具体表现在说话要诚实，承诺要兑现，交往要遵规，交易要守则等等。

　　信用有时未必都以“说话算数，言出必行”的兑现方式表现。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能伤害使用者，医生给病人开药不能超出实际需要，服务业不能赚昧心钱等等，这些也许不需要事先承诺，但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起码良知，如果违反了，重则触犯法律，轻则违背道德，都会导致人们的不信任，都可视为信用的减损或破产。

　　古往今来，几乎无人不知信用的重要，“食言而肥”被当众讥讽的孟武伯，为博美人一笑乱点烽火狼烟而失信丢命的周幽王，“一诺千金”的季布因为高信用而得道多助，曾子把妻子哄骗孩子的话当真而杀猪给儿子吃等等，都是古人为了强调信用而为后人留下的正反故事。

　　在自给自足、交通不发达的古代，人际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密，因而信用关系也没有那么密切。到了“地球村”的现代社会，没有人是一个孤岛，人们每天都在与他人发生关系：不是合伙，就是合作；不是借贷，就是买卖；或者上家，或者下家；或者求人，或者被求……在高频度的交往中，靠什么来维系顺畅的人际关系？最重要的显然是信用。

　　在日常生活中，当发现某人撒谎成性时，你就会怀疑他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，就要对他的每一句话进行审核；当发现某人不守时后，你就会总是无法确定出发的时间；当社会出现大量的伪劣产品时，你就会在每一次消费过程中疑虑重重；当许多医生为了“创收”而常常把感冒当作癌症来开药时，你就会对着每一个药方发呆……

　　因而在人际关系中，信用是安全感的明灯；一旦失去这盏明灯，我们就会像暗夜独行者，不知道何处是陷阱，不清楚哪里有沟坑。

　　尤其是社会管理者的官员，如果经常朝令夕改言而无信，就会因为失去公信力和权威性而构成“塔西佗陷阱”——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，做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。在英国政治家霍布斯的眼里，失去政治权威的社会，人们会因为不信任而产生对他人的恐惧，把生活变成“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战争”。

　　为了维护信用，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后，联邦政府下令，所有合法公民和居民必须持有“社会安全号”，把美国人一生几乎所有的信用记录串在一起，个人的银行账号、税号、信用卡号、社会医疗保障号等都与之挂钩。只要把某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输入全国联网的计算机，就可查到他的工作经历、信用状况、有无犯罪记录等等。如果一个人有不良记录，那么当他去求职、借贷甚而购买某些商品等等时，将因此而四处碰壁。

　　尽管中国人也有个人档案，但记录的大多是由个人描述、单位鉴定的“思想历程”，却少有最关键的信用记载。

　　现在，广州终于开始建立信用体系了，并且先从公务员做起，这是个良好的开端。然而从建立到落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能不能把“信用规划”变现，这本身也是对政府信用的考验。（作者为本报首席评论员）编辑：杨日